当地时间2021年9月22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《全球空气质量指南》（WHO Global Air Quality Guidelines，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，建议了PM2.5等六种主要空气污染物的目标浓度值，全球空气质量若低至此水平，可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。
空气污染有害人类健康妇孺皆知。世卫组织强调，每年因暴露于空气污染可造成700万人过早死亡。对儿童而言，这可能阻碍肺发育，限制肺功能，导致呼吸道感染和加重哮喘；对成年人来说，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可归因于室外空气污染，糖尿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也有了新证据。
因此，就导致的疾病负担而言，空气污染与不健康饮食和吸烟等其他健康风险相当，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最大环境威胁，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改变又加重了这一威胁。
《指南》建议的目标浓度非常严格。“北京大学环境健康”公众号援引国际研究，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，全球目前没有一个国家的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达到。世卫组织也强调，指南不具有法律约束力，但它们可以用作循证参考工具，帮助决策者为空气质量管理制定标准。《指南》还制定了几个等级的过渡阶段目标值（Interim Targets），相比目标浓度值更为宽松，比如PM2.5年均浓度指南为5μg/m3，还有35、25、15、10μg/m3四个阶段值。
“为了保护全人类的健康，世卫组织基于科学研究得出《指南》的目标浓度，这更像是基准浓度。”复旦大学教授阚海东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，“这是理想目标，不能理解为强制执行。”有四位中国专家参与了《指南》制定，阚海东是其中之一。
新《指南》大幅加严
1987年以来，《指南》已经公布了4个版本。前两个版本针对的是欧洲地区。2005年的版本首次针对全球，并提出了PM2.5。
2021年的最新版本依然重点关注公众熟知的污染物，包括颗粒物（PM2.5和 PM₁₀）、臭氧 （O₃）、二氧化氮（NO₂）、二氧化硫（SO₂）和一氧化碳（CO），并收紧了几乎所有的指标限值。
PM2.5和 PM₁₀主要对心血管和呼吸系统造成影响，2013 年，世卫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（IARC）将室外空气污染和颗粒物列为致癌物质。
年均浓度用以表示人们受到空气污染的长期影响，《指南》中的PM2.5、PM₁₀的年均目标值都大幅收紧，分别从10 µg/m³下调至5 µg/m³，20 μg/m3下调至15 μg/m3。日均值——24小时浓度水平，也进一步收紧。
世卫组织《全球空气质量指南》2005年、2021年版本差异。 （汪韬整理/图）
《指南》的另一大的改变是考虑了臭氧污染的长期影响。臭氧污染主要在白天产生，此前，目标值只有8小时的浓度：100 µg/m³。《指南》增加了臭氧浓度高峰季（一般是夏季前后）6个月的最大8小时浓度，为60 µg/m³。简单而言，一个城市想要达到此要求，不仅要单日的臭氧8小时浓度不超过100 µg/m³，6个月每一天的臭氧8小时浓度平均下来，还不能超过60 µg/m³。
NO2和CO的要求也加严了，NO2的年均目标值从40 µg/m³下调至10 µg/m³；CO新增日均值限值标准4mg/m3。
SO2是唯一放宽的指标，年均值从20 μg/m3升为40 μg/m3。阚海东介绍，这是因为2005年版本制定时，由于相关科研数据的缺乏，未对SO2参考值进行严格的方法学限定，不如2021年的40 μg/m3论证性强。
除了这6项常规污染物，《指南》还提供了管理某些类型颗粒物的定性陈述，包括黑碳/元素碳（BC/EC）、超细颗粒（UFP）以及源自沙尘暴的颗粒（SDS）等。这些颗粒物也被证明对健康有影响，但是还没有足够的定量证据给出具体的浓度值。
“纳米级的超细颗粒物，听上去就很害怕。西方来源是交通，而中国来源除了交通，还有餐饮。我们在上海实测的结果显示，靠近餐馆，超细颗粒物浓度明显增高。”阚海东介绍，“这些颗粒物的健康效应，还有很大的科研潜力。”
《指南》还首次强调了同时适用于室内和室外环境，此前的指南并没有提到这一点，这利好净化器行业。
为何这么严？
《指南》甫一公布，就被认为“太严了”。
的确，全球尚未有国家能够全面达到要求。以PM2.5年均目标值5µg/m³为例，2019年全球PM2.5浓度最低的芬兰也仅为5.57 µg/m³。
如此严格的目标值并不是吹毛求疵，而是基于科研推算所得。世卫组织集合全球各方专家，利用近五年时间，汇总研究了2005-2018年期间发表的五百余篇学术论文。2005年的《指南》发布之后，在环境流行病学、环境科学、卫星遥感等领域，有关空气污染与健康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。
以PM2.5为例，虽然尚没有一个国家的整体水平低于5µg/m³，但有的地区是低于此水平的，有研究在此地区开展。阚海东回忆，颗粒物的研究结果主要参考了加拿大、美国5个最低暴露的队列研究结果。队列研究是一种流行病学调研方法，需要跟踪大量的人群，长期监测，费时费力。“这几个队列研究跟踪的就是普通人，发现在低浓度的PM2.5暴露下，还是会产生健康效应。”
环境健康的研究中有阈值的概念，污染物在阈值水平下，不会产生健康危害。但学界的共识是，空气污染的阈值目前还没有被发现——污染物浓度越低越好。但为了具有可操作性，不可能将目标浓度设为无限小。《指南》的制定过程中，采取了最低暴露的队列研究中污染物分布的5%百分位数（Percentage 5），简称P5，来给出具体数值。
P5是一个统计学概念。以身高为例，如果一群人的P5为150厘米，表示有5%/95%的人身高小于/大于150厘米。“这比较难理解，简而言之，在这个浓度之下，空气污染的健康风险由于样本量的限制，不具有统计学的意义。所以学界惯用的就是P5所在的浓度。”阚海东解释。
这些高质量的研究中，也有中国学者的贡献。由Multi-Country Multi-City（MCC）团队和复旦大学团队主导的全球多中心研究，为日均值浓度的确定提供了数据支持。其中，阚海东课题组领衔的全球652城市颗粒物空气污染与居民死亡的研究成果，2019年发表于顶级医学期刊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（NEJM），为修订PM2.5浓度限值标准提供了重要依据。类似的，团队完成的全球398城市NO2研究也为NO2日均值提供了参考。
碳中和的协同效应
不只是《指南》的新目标令人望尘莫及，达到2005年的目标都是过去十几年的难题。2005年的版本中，PM2.5的年均浓度要求为10µg/m³，但直到2019 年，全球超过90%人口生活的地区，PM2.5年均浓度都高于此，其中最高的地区位于亚洲、非洲和中东地区。
10µg/m³依然是个很严格的目标，仅有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PM2.5标准低于此。世界上1/3的国家甚至没有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执行的室外（环境）空气质量标准。
（亚洲清洁空气中心《定标，启航——中国空气质量标准分析与国际经验分析报告》截图/图）
《指南》比2005年版本大幅加严，设立如此“遥远”的目标，世卫组织希望提供前瞻性的指导。世卫组织的情景分析显示，如果各国达到《指南》建议的PM2.5浓度，世界上大约 80% 归因于PM2.5暴露的死亡就可以避免。
即便短期难以达到这么高的要求，实现过渡目标也会为健康带来巨大的好处。例如，达到PM2.5第4阶段过渡目标10µg/m³，将使得因暴露于PM2.5的总死亡人数减少近48%，其中东南亚和非洲地区的影响最大，分别减少57%和60%。
交通是NO2的重要来源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封锁措施使得欧洲一些城市的NO2下降了50%以上。对于机动车使用柴油的欧洲城市，比如伦敦，《指南》中NO2的浓度收严，也是大的挑战。
中国的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修订于2012年，PM2.5被纳入，并参考了2005年版本指南建议的第一阶段过渡目标，将国家二级标准设为年均浓度35µg/m³。彼时，这是一个很有雄心的目标。北京2013年PM2.5年均浓度高达89.5µg/m³，是国标的两倍多。
中国修订的标准和后期行动计划推动了大气污染治理。2013-2017年，2018-2020年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《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》先后开展。到2020年，北京PM2.5年均浓度已经下降到38µg/m³，接近达标。联合国环境署点评，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显著，为全球提供了经验借鉴。
2020年9月3日，摄影爱好者在故宫角楼附近取景拍摄。 （新华社/图）
根据《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》，2020年，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，202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，占比近六成，比2015年提升30.5个百分点；PM2.5年平均浓度为33µg/m³，首次低于国家二级标准35µg/m³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生态环境部会进一步编制全面改善空气质量的行动计划，PM2.5和O3污染协同控制。
早就达到中国标准的深圳更是提出要和欧盟对标，2019年PM2.5平均浓度降至24µg/m³，首次达到欧盟现行标准。2020年进一步降低到19µg/m³。
中国的标准已经近十年未更新，世卫组织《指南》的发布，也在中国业内引发热议。
“标准的设定基于科学和现实情况，好的标准是努力跳一跳可以够得到。《指南》制定过程的流程，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，如何将科学文献的结果，转为政府决策的工具包。”阚海东说。他还建议，中国需要开展本土前瞻性队列研究，得出自己的数据。
另一个艰难的目标是碳中和。幸运的是，世卫组织指出，几乎所有改善空气质量的努力都可以促进减缓气候变化，而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反过来又可以改善空气质量。
2021年4月，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供参考。到2060年，全国碳排放总量在当前排放水平基础上减少90%以上；与此同时，全国人群PM2.5年均暴露水平达到10µg/m³以下。
